手术安排在早上八点，夜深时分，我躺在陪护椅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突然，隔壁床的马大妈轻声呼唤我，让我跟她出去。我们走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，她低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闺女，我刚才打水时，无意中听到你爸在楼梯间打电话。他说等你上手术台时，你弟就去过户，家里的五套拆迁房子和一百二十多万存款，今天下午的手续已经办完了。”我没能控制住眼泪，蹲在楼梯间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寒意。
父亲是在半个月前住院的。那天我正在超市忙着理货，弟弟给我打电话，说父亲在工地上晕倒，送到市医院后被诊断为肝硬化晚期。我愣在那儿几秒钟，手指发麻，差点打翻一个酱油瓶。赶到医院时，我看到父亲躺在急诊观察室，面色苍白，不再像昔日那样高大，身子缩成一团，模样让我心疼。他消瘦得厉害，颧骨高高突起，脸颊凹陷，手臂上可见青筋。
弟弟王鹏涛在走廊里抽烟，见我到来赶紧把烟掐了。他轻声告诉我：“姐，医生说必须换肝，不然今年很难熬过去。”他口气轻松，似乎在讲述的却是一桩无关痛痒的事情。医生随后叫我们去办公室，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，说他已经到了肝硬化终末期，肝功能几乎丧失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肝移植，建议我们考虑亲属之间的配型，因为成功率更高，排期也更快。
办公室里聚集了五六个人，气氛有些压抑。两个叔叔，一个堂姐，再加上我和弟弟，大家都默默无言，似乎空气都凝固了。最后，我鼓起勇气开口：“我愿意去配型。”父亲在病房里似乎听到了，突然发出微弱声音，嘴里卡着沙子似的：“芳儿，别胡闹。”这是我久违的小名，提起往昔让我的心情微微颤动，但我注意到他瞬间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弟弟身上，短暂停顿后又移开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医院台阶上，塑料椅子硌得大腿发疼。凉风习习，令我脖后发紧，心中突然想起母亲下葬时的情景，父亲竟没有流一滴眼泪，只是独自抽烟，烟头留在地上形成一排小坟。我当时不懂他的表现，如今看着医院里的灯光，似乎渐渐明了，却又感到更加迷惘。
配型结果第三天出来。护士在走廊里叫我的名字，腿仿佛有些发软，并不是因紧张，而是因为这几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靠路边小摊的豆浆和包子维持。报告上显示，所需各项指标基本吻合，我紧握着报告，站在走廊上，纸边被捏出五个深深的印子，仿佛手心绽放出一朵小花。
弟弟当天带了个果篮来，里面有提子、苹果和一根略显发黑的香蕉。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，转头轻声问我：“姐，爸会不会把那间临街的店面单独留给我？”我愣住了。那是老宅拆迁时分得的铺面，曾在母亲在世时她告诉我：“芳儿，那间铺面以后要给你的。”母亲走得早，再没人提过这事。我望着弟弟的脸，心中不免五味杂陈，最终只低头把报告单对折装进口袋。
夜里回到病房，刚到门口看到弟弟悄悄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塞到父亲的枕头下。父亲微微靠着床头，按了按那个纸袋，却没有开口。我心中一紧，却不敢进去，只好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。第二天早上，趁着父亲洗漱时，我掀开枕头一看，发现那个文件袋已经不见了。
术前谈话那天，医生将手术风险逐一列出，诸如麻药意外、大出血、术后并发症等，每一项都附着繁杂的解释。我捏着笔，心中沉重而沉默。医生询问我家里是否商量好，我在心中抉择着，最终回答：“我考虑清楚了。”我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笔画有些颤抖，那字写得不怎么好看，仿佛在学写字的小孩。
走出办公室，我在楼下的塑料椅子上呆坐了好一会，终于发了条短信给宋海：“检查做完，一切都很好。”二十分钟后，他打来电话，声音应是激动而高亢：“王玉芳，你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？”我无言以对。电话那头低声劝我：“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和思琪怎么办？”我心里一沉，最终答应了他想陪我去做术前检查。第二天宋海从外地赶回，开着他那辆跑了三十万公里的货车，径直停到了医院门口。
